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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四大石窟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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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旅游攻略www.caoyuantianlu.org

云冈石窟简介

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的区别

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的区别如下：

1、建造时期不同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

2、石窟风格不同

龙门石窟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像式的艺术风格。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像龛群雕为著名。

四大石窟先后顺序

四大石窟指的是中国佛教文化为特色的巨型石窟艺术景观，包括：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

莫高窟

地理位置

又名“千佛洞”，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大泉沟河床西岸，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是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前秦符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尊者行至此处，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后历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

石雕为主

中国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印度传统的石窟造像乃以石雕为主，而敦煌莫高窟因岩质不适雕刻，故造像以泥塑壁画为主。整个洞窟一般前为圆塑，而后逐渐淡化为高塑、影塑、壁塑，最后则以壁画为背景，把塑、画两种艺术融为一体。莫高窟唐时有窟千余洞，现存石窟492洞，其中魏窟32洞，隋窟110洞，唐窟247洞，五代窟36洞，宋窟45洞，元窟8洞，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雕像2415尊，石窟分上下五层，在现在编号为“17”的洞窟曾发现从4世纪到14世纪的珍贵文物5．6万件，因之形成了敦煌学，另外还设有敦煌文物研究所。

云冈石窟

遗产简介

●遗产种类：文化遗产

●遗产遴选标准：云冈石窟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IV）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石窟概况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大小造像五万一千余尊，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龙门石窟

遗产简介

●遗产种类：文化遗产

●遗产遴选标准：龙门石窟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公元493～907年）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中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石窟概况

龙门石窟Longmen Grottos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中国三大石窟之一。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20张)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东南，分布于伊水两岸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年间，先后营造400多年。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魏窟——公元495年魏宗室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在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先后用了四年时间，武则天自己出钱二万贯。

龙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

宾阳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洞窟前后用了24年才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图"，造型别致，构图美妙，后被盗凿，现置于美国纽约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

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

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也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

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又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里程碑

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它以自身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皇家风范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室贵族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条件，他们所主持开凿的石窟必然规模庞大，富丽堂皇，汇集当时石窟艺术的精华，因而龙门石窟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这些洞窟的开凿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不仅反映了中国5至10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同时从某些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它的意义是其它石窟所无法比拟的。

麦积山石窟

地理位置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45公里处，是中国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奇峰，山高只142米，但山的形状奇特，孤峰崛起，犹如麦垛，人们便称之为麦积山。山峰的西南面为悬崖峭壁，石窟就开凿在峭壁上，有的距山基二三十米，有的达七八十米。在如此陡峻的悬崖上开凿成百上千的洞窟和佛像，在中国的石窟中是罕见的

石窟概况

麦积山周围风景秀丽，山峦上密布着翠柏苍松，野花茂草。攀上山顶，极目远望，四面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只见千山万壑，重峦叠嶂，青松似海，云雾阵阵，远景近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这图景被称为天水八景之首的“麦积烟雨”。在中国的著名石窟中，自然景色以麦积山为最佳。

麦积山石窟建自公元384年，后来经过十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遂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型石窟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现存洞窟194个，其中有从4世纪到19世纪以来的历代泥塑、石雕7200余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麦积山石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洞窟所处位置极其惊险，大都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游人攀登上这些蜿蜒曲折的凌空栈道，不禁惊心动魄。古人曾称赞这些工程：“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窟。碎自人力，疑是神功。”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的谚语。可见当时开凿洞窟，修建栈道工程之艰巨、宏大。

麦积山石窟艺术，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誉麦积山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如果说敦煌是一个大壁画馆的话，那么，麦积山则是一座大雕塑馆。这里的雕像，大的高达15米多，小的仅20多厘米，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泥塑艺术发展和演变过程。这里的泥塑大致可以分为突出墙面的高浮塑，完全离开墙面的圆塑，粘贴在墙面上的模制影塑和壁塑四类。其中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圆塑，极富生活情趣，被视为珍品。

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来。

麦积山的洞窟很多修成别具一格的“崖阁”。在东崖泥塑大佛头上15米高处的七佛阁，是中国典型的汉式崖阁建筑，建在离地面50米以上的峭壁上，开凿于公元6世纪中叶。麦积山石窟虽以泥塑为主，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石雕和壁画。麦积山石窟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架和修复了1300多米的凌空栈道，使游人能顺利登临所有洞窟。麦积山石窟的造像最高大者达16米，最小者仅为10余厘米。其中第44窟造像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维纳斯”。西秦的78窟、128窟的造像的僧衣细致地绘出了图案。建于七十余米高的的七佛阁上塑像俊秀，过道顶上残存的壁画精美绝伦，其中西端顶部的车马行人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车马所走方向均不相同，堪称国内壁画构图之经典之作。

△交通：在麦积区火车站前每日有专线旅游车34路发往麦积山，车程约1小时左右，每半小时一趟。

△门票：麦积山景区门票70元，包括景区和石窟票。60岁以上者、解放军及学生半价，记得带老人证、身份证、士兵证和学生证。

△开放时间：8:00～17:00

特别提醒：参观石窟禁止带包和相机，山下有寄存处。由于麦积山是人文景观，建议请导游讲解讲解。

简介

大足石刻1999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摩崖造像最为著名，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

北山摩崖造像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城北1.5公里的北山。北山摩崖造像长约三百多米，造像最初开凿于晚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至南宋1162年完成，历时250多年。现存雕刻造像四千六百多尊，其中造像264龛窟，阴刻图1幅，经幢8座，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中的优秀代表。

石刻景观

重庆市的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对大足石刻宠爱倍加。

石刻之乡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是石刻之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这两处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晚唐以后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大足县是重庆市所辖郊县，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全国首批甲级开放县，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峡旅游县的起点，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县，重庆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县历史悠久，人文景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县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大足石刻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是一座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金矿，是旅游观光的上佳去处。

大足石刻开凿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盛于宋代。现存摩崖石刻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宁，遍布100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山（包括北塔）、宝顶山、南山、石门、石篆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石刻造像代表。

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儒、道造像。具有石窟造像的特征，属于石窟艺术的范畴。早期的“庙宇殿堂”式结构，完全是摩崖造像，如大佛湾造像全都裸露在外，与山崖连成一片，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感觉。突破了一些宗教的约束，使造像更具人性化。雕刻形式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凸浮雕、阴雕五种，但主要以高浮雕为主，辅以其他形式。不仅有不计其数的各阶层人物形象，以及众多的社会生活场面，而且还配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摘自：

云冈石窟灵异事件闹鬼

出众风流旧有名—长孙皇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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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就是这一阕《春游曲》，婉转、清亮地唱响了唐朝女性的最初声音。作为七律，它似有失粘的瑕疵，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形式上自由——格律尚未最终定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充满了萌动时的盎然生机。桃色的面颊、嫩柳的腰身、律动的春情……短短的诗行里写满了一个时代的无限春意——那是乐府的流风余韵，那是尚未褪尽的民间情趣。

以我来看，《春游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了一种隐喻。上苑桃花明媚鲜妍的意象和“出众风流旧有名”的自负自信，都指向盛唐宫廷里不老的红颜，她们以自己的明艳照亮了整个时代。所以，我才选择桃花下一个少女啭呖呖的天籁之音来作为一段叙述的开篇。

她就是长孙氏。

两唐书的后妃传的记叙起于太穆皇后窦氏，而不是文德皇后长孙氏。但是，窦氏早在高祖李渊被贬涿郡时就崩逝了。严格地说，她不属于这个由她的丈夫和儿女开创的朝代。她和这个朝代的联系是由祔葬、尊号等礼仪性元素构成的；再有，就是为人夫者、为人子者的无尽追忆了。长孙氏才是唐宫里为人记取的第一红颜。

长孙出自北魏拓拔氏，因为是宗室长，所以以长孙为姓，是真正的虏姓。自长孙氏的高祖大丞相、冯翊王长孙稚以降，长孙裕、长孙兕、长孙晟，累世显宦，但总体上家族的运势略有走低。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在隋朝任右骁卫将军，长期对突厥进行分化、离间和策反，是葬送突厥霸业的第一人。不过，后人更多是记住了他在沙钵略可汗面前一箭双雕的英姿。长孙晟是听从他的兄长通道馆学士长孙炽的劝说将女儿许给李世民的。因为他们从窦氏劝抚突厥女的行为中看到了睿智与大气，相信这样的女人一定会有和与众不同的儿子——他们是对的。

严格地说，这只是《新唐书》“后妃传”的说法。两唐书的“高士廉传”都将长孙氏许嫁李世民归功于传主。在长孙晟去世后，由于异母兄长的冷遇，长孙氏和他的兄长长孙无忌跟着母亲投奔舅父高士廉。如果与李氏的联姻发生在大业五年以后，那倒确实多半出于高士廉的主张。也许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怎么说，长孙氏是将永兴里舅父家当成自己的娘家，而不是那个不能给她们孤儿寡母以温暖的长孙家。两唐书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说长孙氏归宁时，高士廉有个妾媵曾在她下榻的房舍外看见一匹两丈高的马，鞍勒皆具。高士廉请筮者推演，是《坤》之《泰》的卦象。对史书上记载的灵异事件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筮者对长孙氏的论断：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总结，而不是预言。这八个字与其说由推算得来，不如说是从长孙氏的生活中总结而来。因为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在兄弟阋墙渐露端倪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去弥合日益扩大的裂痕；也因为她从不专横地干预政局，却又能很有分寸地对政治施良性影响；更因为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即将和丈夫一起奔赴玄武门的将士得到了长孙氏亲切的慰勉；因为各种原因开罪于皇帝的大臣和宫人得到她的庇护；她将出生不久就失去母亲的豫章公主视同己出，甚至宽恕了曾经虐待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为所谓的灵异，不过是对长孙氏一生的事后肯定，并将其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而已——

那个桃花林里自由自在地放歌的灿烂少女很快就隐没在遮天蔽日的历史深处了。日渐清晰和明亮起来的，是厚德载物的母性形象，是使人如坐春风的端庄笑容。

我们不曾因先天的相貌丑陋而鄙视任何女性，那只能证明我们有远比相貌丑陋的内心。但是，当西晋皇后贾南风丑陋的脸上出现如此丑恶的表情时，我们意识到那其实是无可避免的厄运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我们必须在接踵而至的血雨腥风里去经历礼崩乐坏、家破人亡的苦楚。在眼前闪回的，是羊献容的无可奈何、冯妙莲的淫荡表情和潘玉奴、冯小怜、张丽华所谓的红颜祸水……即使是独孤伽罗写满妒意的表情也不能够为动荡的年代作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总结。当凝视历史的目光不再囿于将从一时一事，而是将几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收入眼底，也许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长孙氏主妇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比李靖的赫赫战功、魏征的犯颜直谏，甚至比李世民的霸业宏图更具有历史意义。那是琐碎细节里表现出来的磅礴大气，是风诡云谲后的波澜不惊——它标志三百多年颠沛流离的真正结束。以贾南风的丑陋开始，结束于长孙氏的美好，两张迥然不同的女性面庞之间，是中国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分裂时代。

现在，风和日丽的贞观时代在一个贤惠女性操持家务的纤纤素手中缓缓拉开了序幕。

就象《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激励蒙古的忽必烈、满清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的实践。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如果要为这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时代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长孙氏。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贞观之治从底子里讲，是漫长严冬后一个和煦如春的季节：横扫中原数百年的胡风羯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柔和下来了，连隋末的十八路烟尘也尘埃落定了；丽日般的朝廷，和风般的政策，丽日和风下，华夷融合正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深度进行；芸芸众生如此接近传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生活。我不否认，贞观四年生擒颉利可汗于铁山和其后“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都是可以夸耀百代的盛事，使我们这个已经略现孱弱的民族有了可以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金戈铁马已经是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的，就是天可汗的无上荣光也不足以将贞观和大业前期完全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些都还不是贞观一朝的主流，贞观是野火燎原后的芳草吐翠，是破冰后的春江水暖，是一个生长中的王朝所具有的无限生机——休养生息才是它的主题。

休养生息内在地要求朝廷相对地无为，宫廷绝对地节制。这两点都在长孙氏，而不是李世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长孙氏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理由拒绝豫闻政事。只有在天子的决定可能带来更多的纷扰时，才会恰倒好处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当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氏就顽固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旋涡里。除了可以避免麻烦事的事情，长孙氏不想做任何事情。甚至当病情渐有不起之势的时候，她仍不愿意采纳太子承乾的建议，奏赦囚徒，度人入道，来为自己祈福，因为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可真是至死不渝的“无为”。

长孙氏的简朴也是为史书所盛赞的。不仅她自己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还对太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李承乾的乳媪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氏直截了当地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用度的请求。直到弥留之际，长孙氏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这也是一种至死不渝。我相信，长孙氏所统摄的后宫一定能有效地节制物欲。

相比之下，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他天纵神武、光彩照人。这样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准备的，虽然这样一个年代却因为有了李世民而神采飞扬，比起同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文景之治有别样的风采。真正与民生息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短短数年而已，随后就是“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 魏徵、马周、房玄龄，还有御史柳范，那么多人的劝谏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转变如需要一个分水岭，不妨选择贞观十年——长孙氏去世的时间。

为什么是长孙氏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不是更具体地影响了贞观朝政治的帝王将相呢？也许一如西蒙•波娃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想从女性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那种美感、温暖和亲密感在她回护魏征时最为典型——

有回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长孙氏问他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氏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 于是，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太宗得到了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

除了说教的意义外，这个故事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氏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当然远不止这个故事：长孙氏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但魏征听说了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唐太宗本来对魏征的话不以为然，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氏却十分赞赏魏征的意见，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甚至在一视不暝前，长孙氏仍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用弥留的一点时间为他说情——温婉地给予了男性世界以温柔的力量。男性主导的世界“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长孙氏如此完满地注释了别人的论断。

当明朝的文臣将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面，当满清大僚在奉旨申饬的太监唾沫横飞的辱骂里可怜地瑟索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刻地意会到故事背后的诉求。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皇帝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关系被比拟为父子。这使我们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密感和家庭的温馨感，并依靠这种先天的亲密与温馨来证明传统政治伦理先验的正当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残缺的家国同构。因为母性缺位。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主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被扭曲的政治关系。

在我记忆中无论是演义中的庞德还是历史上的左宗棠、冯子材，抬棺出征的壮举都是针对敌人的。当海瑞去向嘉靖皇帝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也预备下了棺木，是暗示着他们对长孙式的宽容和回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没有了希望的文官才会用面对仇寇的决绝态度来面对天子，准备用生命去捍卫他们内心所信奉的准则。而这种态度，其实很隐晦地包含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意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间拟制的血缘关系，撕下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明朝的大礼议到东林党人没落这段时间里，甚至是批量发行。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氏那种母性的关怀——这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打动很多须眉男儿的心。当他们抬着棺材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庙堂，去行使一些本质上很平常的职责时，他们回忆长孙氏，就象孤儿回忆自己早丧的母亲，并在回忆中不断地修饰回忆。

长孙氏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

萧让告诉我，鲜卑人有“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风俗。武则天就为自己在云冈石窟凿了一尊卢舍那佛像。不过，我认为刻意雕凿出来的佛陀与女皇形似而已。你看那线条柔和的嘴唇、若有若无的笑意，还有平静地下垂的眼睑里流露着俯视苍生的怜悯目光……那是分明是长孙氏的神态，透着武则天所不可能有的平和。我在这柔美端庄的历史形象前久久地驻足，不忍离去，试图通过反复揣摩来发现她的缺陷。

除了为长孙安业脱罪外，长孙似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即使是这唯一的瑕疵，也有着让人谅解的理由。长孙安业是长孙氏的异母兄，有嗜酒无赖的名声。父亲死后，他便将年幼的长孙氏兄妹逐出家门。但长孙氏以德报怨，对他相当亲厚。在追查一次谋反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义安王李孝常曾酝酿过宿卫兵叛乱。身为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也卷入了这个阴谋。这可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但长孙氏还是流着眼泪在天子面前求情，最终使长孙安业免于一死，流放巂州。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无意赞美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尽管它蕴涵了为儒家所倡导而又最难做到的“恕道”。长孙氏以非常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伤害过她的人的宽恕。但我非常感谢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它让我们知道，长孙氏也有自己的弱点：要么是割舍不下手足亲情；要么是过分地爱惜名声，生怕人们将长孙安业伏诛归因于她的报复。

弱点的存在，生动了长孙氏的形象，使她不再因为过分的完美而显得虚假，给了她属于凡人的生气，不再是那个伫立在百丈崖壁上精美绝伦的冰冷石像。

那点生气在贞观十年烟消云散。那年夏天，长孙氏崩逝于立政殿。

哀伤的李世民在宫苑中建起了高高的层观。这样他就能登上高处，凝视昭陵——那终将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现在埋葬着他所爱的人，埋葬着他的爱情。这段感情不是七月七日长生殿里低声诉说的，更不是洒金笺上浓墨涂写的，是峥嵘岁月里携手走来的，甚至是刀光剑影里杀出来的。

《旧唐书》告诉我们“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这段记载可能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由于东宫和齐王府甲士数量远多于秦王府，加上唐高祖的支持使京城其他军队更可能站在太子一边，李世民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突然袭击来了结他与兄长的政治斗争。在这么一个凶险的时候将柔弱的女子带在身边，看来他是打算与长孙氏生死与共的。而在李世民病重的时候，长孙氏也是带着毒药和同生共死的决心守侯在他身边。

可惜，魏征不能理解这样一段和两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请他一道登上层观凭栏远眺昭陵。魏征熟视后却说：“臣昏眊，不能见。”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里阳秋，还亲自指给他看。魏征却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敌视一个还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这话而对这位道德力量的捍卫者心生厌烦，并因此怀疑他对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个在解读历史时从不忽视道德评价体系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剥离了情感基础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问题就在于无视情感去奢谈以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将李世民对长孙氏的爱和对父亲的“孝”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希望用后者去贬低，甚至摧毁前者。

我为长孙氏感到庆幸，这种对立发生在她长眠之后，使她没有象礼教禁锢下的许多女性一样因为这种对立而成为悲剧的主角。但我又为长孙氏感到辛酸。

这不能完全归罪于魏征的不解风情，甚至不能简单归罪于纲常。那是一种深自内心、远至上古的观念在悄悄的左右着思维。在爱琴海，女人是用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毁灭的海妖，是把情人变成了野兽的喀尔刻；她是把渔夫吸入潭底的精灵。在近东，女人被奉献给了撒旦；在我们这里，她是妹喜、妲己、褒姒的身影叠印出来的四个字：红颜祸水。

看似强大的男性始终将女性看作男权世界秩序的潜在敌人，害怕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害怕为欲望所奴役并割断与社会联系，最终受制于对方，成为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这是潜意识里对女性所怀有深深的恐惧。

长孙氏已经做得如此完美。她符合男性世界对他的另一半的全部期望，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完全是男性主导的。可魏征还是将她和属于她的一段感情看成了威胁。其实，随着长孙氏的亡故，爱情因为主人公的离去而残缺。不会有真实而美好的肉体来诱惑，精神也因为死亡而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并部分物化为十卷《女则》。时间将抽绎这段感情，使之最后完成从实在到抽象的转变。但这不能消解魏征们的疑虑。他们害怕李世民会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怀念，他们害怕李世民树立起一个看重女性的样板，他们害怕……

风里的层观观照出男性的虚弱和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状态的脆弱，于是它很快就被拆毁了——“上泣，为之毁观。”

但眺望的目光也许从来就没有收回来过。因为，长孙氏代表着一个几近圆满的境界。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注定要被支解和颠覆的境界。李淳风和袁天罡已经看见支解和颠覆的那个人悄然在昭陵上方的星空里闪烁不定。长孙皇后《春游曲》系伪作--兼论七律的形成史